今年2月10日，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·布莱希特诞辰100周年，世界各国文艺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20世纪的戏剧大师，以学习和继承他为人类留下的这笔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也听到一些关于布莱希特的刺耳聒噪。
近日台湾《联合报》发表一则报道，说美国出版的一本布莱希特传记，指陈他“利用女友成名”，“作品皆由女友捉刀”。其实，这是二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文人排斥布莱希特的一种新伎俩。50－60年代西方反共浪潮高涨时，排斥布莱希特的人要直截了当得多，他们要么坦率声称布莱希特是个“政治上（对资产阶级）极不可靠的人”，要么干脆用炸弹威胁胆敢上演布莱希特剧目的戏院。时过境迁，现在已经不再是“冷战”时代，那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火药味的排斥活动，已经显得不得体了。于是又有人出面编造花边新闻，用诋毁的方式来抵制和削弱布莱希特作品在公众中的影响。这是因为布莱希特是一个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一个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艺术家，他用自己风格独特的史诗剧，倡导艺术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，为变革世界服务。
他所取得的非凡的艺术成就，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广泛赞扬和尊敬，这必然会引起一些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们嫉恨。正像布莱希特在《题一个中国茶树根狮子》这首诗中说的那样：“好人欣赏你的优美／坏人惧怕你的利爪／我喜欢听人／这样／品评我的诗歌。”
利用布莱希特身边的女人诋毁他的声誉，这在西方并不新鲜，早已是一个被人说滥了的话题。这位美国“布莱希特专家”不过拾人牙慧而已。毋庸讳言，布莱希特从20年代中期开始，曾以其进步的政治态度、敏锐的思维、横溢的才华，相继吸引了几位女性成为他的终生合作者。他们是德国女作家爱丽莎白特·豪普特曼、玛格蕾特·施特芬和丹麦女作家鲁特·贝尔劳。她们全都由于欣赏布莱希特的政治选择，倾服他那过人的艺术才华，而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。其中尤以贝尔劳追随布莱希特的经历，最具浪漫色彩。她原本是丹麦颇受欢迎的游记作家，曾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参与过布莱希特剧本《夜半鼓声》的演出，翻译过他的剧本《母亲》。布莱希特一家流亡丹麦期间，二人相识相爱。德国法西斯入侵丹麦前夕，她抛弃与之政见不合的丈夫，追随布莱希特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。这三位女性作为布莱希特的秘书，为他搜集和翻译创作素材，在写作过程中参与讨论，誊写手稿等，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她们在与布莱希特长期合作中，都成了他的情妇。可这些女人绝对不像那位美国“专家”说的那样，是什么布莱希特的“床头捉刀人”。任何一个人对布莱希特作品稍有见识的人都能判断出来，这些作品的执笔创作，包括修改、定稿，都是布莱希特一人完成的。况且每部作品发表时，全都署上合作者的名字，如《三分钱歌剧》合作者署名豪普特曼，《四川好人》合作者署名贝尔劳和施特芬。据我统计，布莱希特有26部剧本都署有合作者的名字，其中既有女性，也有男性，如小说家孚西特万格、剧作家巍森博恩、评论家贝恩哈德·赖希、导演斯拉坦·杜多夫、英国著名演员查里斯·劳顿等等。布莱希特并非如这个美国人说的那样，是个专以坐收渔人之利而成名的“霸道作家”。这些合作者不论在布莱希特生前或身后，无一人提出过对这些作品应享有著作权的要求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，布莱希特没有丝毫掠人之美的嫌疑。
不论某些人如何排斥、诋毁布莱希特，他的文学成就毕竟已经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精神文化财富，即使不说“与世长存”，至少也会像一位德国法学家说的那样：“只要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……布莱希特作品中的美丽真理，必将被我们这个急待变革的世界所利用。”而那些攻击、诋毁布莱希特的所谓“著作”，大概只配充当文化垃圾，或者成为文化史上的笑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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